
2月6日,布鲁塞尔公布的一份终裁文件,把一个原本专业的贸易议题推上了台面:
在此之前,同类产品适用的对华关税多在13%到35%之间波动,很多企业按8小时三班倒算过账,利润虽然被压,但还能维持。
税率突然抬到接近80%,不少业内人士粗算了一下,等于把原有的3%到5%毛利直接“打成负数”。
这项决定落在冯德莱恩任内的欧盟委员会,也落在西班牙和意大利这些陶瓷产业集中区的关键时间点。
两国相关产业在当地制造业就业中占比一度接近6%到8%,任何2位数级别的产能波动,都容易放大成政治议题。
首先沿用“非市场经济地位”的判定,再用“替代国方法”去测算所谓“正常价值”,然后得出20%到80%不等的倾销幅度。
在成本测算环节,中国企业上报的人力、电力、燃气和原材料价格,只在附录里出现了几页。
真正被采用的参考系,却是土耳其、印度等第3国的数据表,这些表格里,人工单价、能源单价往往要高出国内报价20%到30%。
成本被这样“抬高”之后,再和中国企业报出的出口离岸价一比,倾销幅度自然轻松超过30%。
如果企业不能在规定的60天或90天内拿出大量反证材料,最终就会被归入统一的高税率区间,比如现在这档79%。
以往由调查方去证明企业获得了多少补贴、享受了哪些政策,如今在不少案卷里,证明责任被转移给了企业自己,要求对3年至5年内的各类成本、补贴和关联交易逐项说明。
对很多年营业额只有几千万人民币、员工规模不到300人的中小陶瓷厂来说,这样的合规要求意味着要补齐一整套ERP系统和审计体系。
而在一些以家庭作坊起家的产区,两本账、手工账的情况仍然存在,短时间要补齐3年完整电子数据,并通过英文版审查,并不容易。
有公开报道提到,部分印度企业在中央或邦政府协调下,由政府统一出资聘请律师团队,分摊原本单家可能需要几十万欧元的费用。
这种“政府兜底+企业配合”的模式,让更多生产规模在5万到10万平方米的中小厂愿意参与应诉。
在材料提交阶段,他们由同一批顾问团队统一格式、统一口径,至少避免了20多份答卷互相矛盾的情况。
协会要求会员企业必须填报指定模板,按统一口径披露产能、销量和出口价格,再由协会集中对接欧委会,整合出一套相对完整的产业图景。
来自行业内部的说法是,协会按营业额比例收取会费,摊平后,每家企业真正承担的应诉成本往往不到原来的10%。
中国陶瓷产量在一些年份里占据全球市场约70%的份额,从建筑瓷砖到日用瓷、艺术瓷,年出口额以百亿美元计,却在个别案件中呈现出“多而散”的局面。
不少企业习惯在单一订单层面做精细成本核算,对每平方米瓷砖精确到0.1元的材料差额,却缺少跨3到5个财年、跨多国市场的系统性数据整理。
当欧盟调查问卷动辄超过100页,需要企业在30天内提供几十项历史数据时,很多中小工厂的第一反应是“放弃这块市场”。
在个别地区,曾经也出现过20多家、甚至30多家企业联合应诉并阶段性成功的案例。
但这种“临时抱团”往往只维持1到2年,在案件结束后就解散,缺少类似土耳其那种长期、制度化的行业协调机制。
长期以来,一些出口企业依赖“高产能+低单价”的模式,在每片瓷砖上只赚几欧分,通过年出货量超过百万平方米的规模来摊薄成本。
当税负被拉到接近80%时,即便把在国内的能耗、物流和人工压到极限,单件产品在欧洲终端的零售价也要抬高到原来的1.5倍甚至2倍,很难保持原有的市场份额。
一条年产300万平方米的普通瓷砖生产线,如果转向高附加值的艺术砖、仿古砖,单价从每平方米几欧元向十几欧元甚至更高移动,关税对竞争力的影响就会相对减轻。
景德镇、德化等地多家工坊的艺术瓷单件售价已达到数百欧元以上,部分限量产品甚至能拍出4位数欧元的价格,只是这一块目前体量相对总量仍然偏小。
随着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推进,东南亚、中东、拉美等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增加,对建筑陶瓷和家装陶瓷的需求在过去5年保持了接近两位数的增速,一些国家的进口关税仍然维持在10%到20%之间。
有企业在内部测算中发现,如果把原来面向欧盟的20%到30%产能转向这些新兴市场,配合本地仓储和售后体系,3年左右可以重新平衡订单结构。
但这又牵涉到不同标准体系的认证、不同消费偏好的适配,并不是简单地“换个航线”就能完成。
部分陶瓷产区已经尝试推出律师费补贴、应诉培训、数据规范化试点等措施,单个项目的财政支持额度从几十万元到数百万元不等,但参与度和覆盖面还有提升空间。
对于很多年销售额在1亿到3亿元之间的企业来说,是否投入人力和资金建立更规范的数字化系统,是一个关乎3到5年战略的抉择。
一套成熟的ERP和合规体系,初期投入可能达到几百万元,但在面对类似79%关税事件时,能否提供完整、可信的数据,就变成是否还有谈判空间的关键。
在多边层面,中国、欧盟、印度、土耳其等主要参与方,未来是否会在世贸组织框架下围绕“替代国方法”“非市场经济地位”等技术问题展开进一步磋商,也值得继续观察。
这些看似专业的条款,往往会通过几十页判决书,落到一个个具体工厂、一条条生产线的生存选择上。
当贸易规则、产业升级、就业压力与地方发展目标交织在一起时,一纸79%的税率背后,很难用简单的“谁对谁错”去概括。
在这个案例之后,不同国家、不同产业链环节会做出怎样的调整,或许还需要更多季度、更多数据,才能看得更清楚。
在你看来,这类反倾销争端的应对重点,更应该放在法律博弈、产业结构调整,还是区域市场重构上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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